电脑版 | 手机版

客服:QQ(3139076659) (工作日8:00-17:30)

首页 >法国文化/历史 >法国文化/历史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为什么离共和制度越来越远?

2018-11-22 16:09:22 | 来源: | 阅读:916

《旧制度与大革命》只是托克维尔关于革命与帝国的宏大研究的一部分。1856年该书出版后,他继续进行关于革命与帝国的研究。遗憾的是,未及完成这一研究他就去世了,留下来的一些提纲、少数初步成型的章节和大量的笔记,主要讨论了1787-1789年以及督政府到拿破仑政变掌权这两个时期,少量涉及恐怖和拿破仑帝国。这些散乱的手稿显然无法让我们重构托克维尔关于革命与帝国的完整思考,但是其中不乏深入的剖析。它们表明,托克维尔对大革命本身及拿破仑的论述与着重剖析革命起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表达了同样的关切:为何从反抗君主专制、追求自由和平等开始的大革命却以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专制而告终?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对1789年的自由精神大加赞赏的同时指出,法国人对平等的热爱最终压倒了自由精神。在这些手稿中,托克维尔更为详细地讨论了大革命中自由与平等的辩证法。在被他视为大革命第一个阶段的1787-1789年,自由精神所激发的宪政斗争逐渐向民主激情所支配的阶级斗争转化。

虽然他还没有能够对1789年之后到1794年的革命进程(特别是恐怖)展开深入研究,但是可以看出,他一直在民主激情和阶级斗争中探究革命的激进化和恐怖的起源。通过对督政府时期的混乱和拿破仑轻易掌权的分析,托克维尔指出,革命的暴力与恐怖使法国人对自由感到恐惧和厌倦,而大革命带来的平等和利益则使他们始终热爱革命,因此继承了革命平等而取缔了自由的拿破仑得到了法国人的拥戴。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更直接地呈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揭示的旧制度、革命和帝国在集权与平等进程上的延续性,同时也初步对革命的历史断裂,特别是革命进程的政治动力提出了富于洞察的阐释。

可能因为托克维尔留下的手稿较为杂乱,他对大革命本身的未完成著述一直 没 有 得 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著名学者孚雷 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以及《托克维尔文集》第三卷的导言中讨论了这一部分内容,但他过于强调托克维尔对革命与旧制度的连续性的关注,没有恰切对待托克维尔对革命动力的分析。帕尔默翻译了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在其英译本导言中指出它揭示了托克维尔的贵族视野,但没有论及托克维尔对革命的激进化分析。埃尔斯特简要讨论了托克维尔对导致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的分析。卡汉的论述相比而言更为全面,把握了托克维尔对自由革命和平等革命的区分,但没有注意到托克维尔对自由革命内部张力的剖析,也未能讨论托克维尔对督政府以及拿破仑的分析。总之,以上研究均未能深入把握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的理论意义。

本文认为,如果参照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呈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并且结合当代的大革命研究成果对其革命论述进行全面分析,我们会发现,托克维尔在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及其暴力转化中把握了作为民主革命的法国大革命的本质特征。在分析大革命时,托克维尔继续采用了其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方法,从社会状态与政治组织和行动的互动来理解大革命这一宏大事件相对于旧制度历史的延续和断裂,同时在行动者的观念意图与历史进程的距离之间,揭示了革命的巨大政治动力的某种自主性。透过这一距离,我们可以看到,深入民情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的国家主义制约了革命乃至革命后的法国政治进程。

自由革命的脆弱

从托克维尔的革命论述来看,构成法国大革命第一阶段的1787-1789年的自由革命呈现出三个层次,分别围绕贵族自由、精英自由和民主自由展开。然而追求这三种自由的法国人均缺乏成熟的政治能力通过博弈、商议和妥协来结束革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结果革命不断走向激进。

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的起点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事件,而是1787年的贵族革命。大革命开始于旧制度法国并不鲜见的一场上层宪政斗争:1787年和1788年贵族利用财政危机为他们带来的政治机会,通过显贵会议和高等法院试图抑制王权的专制,进而争取以贵族政治权力为主导的民族自由。自由而非平等是此次贵族革命的主要特征。

1788年9月,王权在贵族革命中宣告失败之后,第三等级力量不断上升,平等激情和阶级仇恨持续发酵,并最终在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后酿成反贵族和特权并摧毁旧制度的平等革命。这里产生了两个对于理解大革命至关重要并且彼此相关的问题:君主制内部屡屡发生的宪政斗争何以演化为摧毁君主制的政治革命?贵族领导的自由革命何以迅速转化为反贵族的平等革命?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为什么离共和制度越来越远?

托克维尔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从托克维尔的论述来看,首先是因为这一宪政斗争严重削弱了王权,造成的政治僵局导致了传统宪制的破产。其次,民族和民主话语的兴起导致创立新的宪制秩序成为克服危机的唯一出路,这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全面重组,释放了旧制度当中积累的阶级对立。这里,我们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主题的延续:行政集权不断发展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是大革命的起源。第二个问题事实上是第一个问题的具体化,因为贵族的政治失败是旧制度崩溃的主要体现。在托克维尔看来,贵族在成功打败王权后成为自己发动的革命的牺牲品,那是因为他们要求的贵族自由固然在王权衰弱时成为对抗王权的有效武器,但它严重背离时代潮流,结果被民主自由压倒。早在1836年,还在撰写《民主在美国》第二卷的时候,托克维尔就在《1789年前后法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一文中区分了自由的贵族制概念和民主制概念。我们可以将两者简称为贵族自由和民主自由,前者事实上就是贵族的特权和独立。提倡该自由的贵族自由主义是18世纪法国的重要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是布兰维利耶和孟德斯鸠,主旨是重建贵族的政治权力,借助三级会议、分权和中间性团体遏制王权、领导民众,维持权力均衡。贵族自由主义在维持等级和团体之间的区分时注重等级的分工与联合,但强调贵族的政治领导地位。

民主自由则体现为平等的个体自主权利,因为每个人都被认为从自然那里获得了必要的能力来处理自己的事务,而集体事务的治理则需要所有人的意志的联合。在《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指 出 从 民主自由中引申出来的政治原则是人民主权。在比较贵族自由和民主自由时,他认为,前者因其狭隘是不正确和不公正的,而后者则因其普遍和平等而是公正的。1787-1789年的政治发展呈现了民主自由取代贵族自由的过程。

在1787-1788年,很多贵族仍然维护各种立足于地方、阶级和团体的传统特权,以此来彰显独立、约束王权并维持对第三等级的支配。同时,他们诉诸民族权利来反对国王的绝对权力,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对王权进行民族监督,征税须得到民族的批准。贵族的民族姿态和反专制使他们获得了民心。结果,虽然国王在1787年和1788年推行某些削弱特权、强化平等,有利于民众利益的改革,但因特权阶层反对而流产,然而民众在贵族革命中依然支持贵族。这里托克维尔回到了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表达的核心问题: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绝对主义君主制对社会的长期干涉和压迫造成了社会对国家的普遍不满:“很长时间以来,政府患上了一种疾病,就是那种试图掌控一切、预料一切、操纵一切的权力的常见却无法治愈的疾病。政府对一切都承担责任。无论人们因为抱怨的对象不同而产生多大的分歧,大家都很愿意聚在一起指责政府;在此之前,那还只是一种人心的普通倾向,这时却突然变成一种普遍的、澎湃的激情……一时间,对专断的仇恨变成法国人唯一的激情,政府成为共同的敌人”。

由于旧制度政府试图主导和控制社会,结果民众认为它应该对他们遇到的困难和不幸负责;在遭遇危机时政府尤其会受到社会的普遍批评,并且社会反过来试图控制政府。1787年危机中法国社会在税收问题上对王权的抵抗反映了这一点。某些贵族以及高等法院法官出于自己的特权考虑而反对有利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土地税和印花税改革,但他们在税收问题上对王权的批评迎合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结果社会要求建立代议制机构来掌握税收、抑制王权。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已经指出了这一问题,即便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灾害,民众也认为应当由政府负责。旧制度末期,围绕税收的个人和社会财产性质的辩论促进了民主和代议制理论的兴起。

所以,对王权的普遍不满和反抗塑造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联盟,暂时遮盖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在贵族革命中,公共舆论并非没有注意到显贵和高等法院对贵族利益和特权的捍卫,但他们认为王权的专制是最大的敌 人,因 此 试 图借助显贵和高等法院打倒专制、重获自由。一旦王权被打败,阶级矛盾就暴露出来。贵族声称自己是国王和平民之间的中间制衡力量,是民族的中坚和领袖,因此希望借助三级会议恢复其政治特权,而作为交换,他们可以放弃他们认识到已经不合时宜的免税特权。1788年,贵族坚持在三级会议中各等级单独议事并按等级而非按人头投票,希望以此获得对第三等级的政治优势。这导致特权阶层失去民心,丧失了贵族革命中的领导权。托克维尔指出,在行政集权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贵族保留了特权而失去了领导民众的政治权力,沦落为封闭狭隘的某种种姓制度。然而贵族没有认识到贵族自由已经完全失去了根基。在《民主在美国》中,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在正在来临的民主社会中,“所有试图把自由建立于特权和贵族制之上的人都将失败。所有那些试图在一个阶级内部吸引和保留权威的人也将失败”。1789年贵族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在托克维尔看来,王权与贵族以及高等法院在1787年和1788年的尖锐斗争和相互攻击事实上宣告了旧制度政治体制的破产。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国家主义和贵族自由主义的困境为一种精英自由主义和激进的民主自由主义提供了机会。然而,这两种自由主义也遭遇了失败。事实上,旧制度后期,国王和某些大臣已经认识到中央行政过度集权的弊病。1787年省议会的地方行政改革试图给予有产者、特别是土地所有者有限的政治权利,以某种代议制来巩固君主制。最初推行改革的卡罗纳所构想的省议会将无视等级区分,由有产者代表组成。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意味着以民主取代贵族制。托克维尔显然认识到,这种有产者的自由一旦得到承认,它不可能像卡罗纳希望的那样只 被 局 限 于 地 方 议 会 而 不 扩 展 到 整 个 社 会并转化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平等和政治参与的诉求。接替卡罗纳的布里耶纳推行的改革在保守贵族的反对下,在省议会中维持等级的区分,但仍然承认有产者平民的重要性,给予第三等级双倍代表人数并按人头投票。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为什么离共和制度越来越远?

一个来自地狱的判官——罗伯斯庇尔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已经是一项重大变革:正是政府自己为第三等级准备了革命武器,后者日后要求以同样的方式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这一改革在地方特别是在农村造成了秩序的混乱和阶级的冲突。在地方政治生活被长期剥夺以及在农村中存在着严重的纳税不平等的情况下,这一有限的改革在提升了第三等级中的有产者的地位后,必然造成它与特权等级的冲突 。它暴露了“各阶层的法国人在领导大小事务中极端缺乏经验,以及他们反感被他们的邻居而非共同的主人来治理”。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是因为长期中央集权导致法国人无法通过共同的政治生活形成彼此合作、妥协的政治文化。

地方行政改革的失败让法国人对政府感到失望,第三等级提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方案。它的核心政治理念是通过有产者的代议制约束王权并治理国家。它并不谋求完全废除等级制和全部特权,主张保留贵族的社会身份和荣誉,但要求特权者放弃纳税特权并接受纳税平等,同时破除对职业和官职的等级限制。在政治方面,它主张在各级议会特别是全国三级会议中,给予第三等级双倍的代表数目,从而与特权等级代表总人数相同,并且按人头投票,以此加强第三等级有产者的政治权力。这一以有产者精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表现出一种调和贵族自由和正在上升的民主力量的尝试。一定程度上,它在多菲内省于1788年7月21日自发召开的省三级会议得以实践。穆尼埃草拟的1788年9月多菲内三级会议给国王的信表明,这一自由主义的特征是在调和贵族自由和现代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宪制,其特点是 英国式的国王与议会的权力制衡 。

托克维尔对多菲内三级会议予以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阶级联合所体现出来的自由力量导致了绝对权力的无力。托克维尔欣赏第三等级精英自由主义没有完全否定历史和挑动阶级斗争,而是试图通过阶级合作来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但是正如他对地方行政改革的分析表明的那样,国家主义所造成的社会断裂使得这一合作困难重重。多菲内的成功只是某种特例。这一精英自义与地方行政改革面临同样的困难,即以财产为基础的精英平等原则与旧制度的等级不平等必然产生冲突。在托克维尔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很多自由主义者如同样在多菲内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巴纳夫,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中的民主张力。巴纳夫于1788年发表的著名的小册子中表现了对专制的仇恨、对传统和等级制的尊重和民主激情。巴纳夫似乎并未感受到其思想中的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紧张。然而,一旦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无法达成妥协,当平等诉求对旧制度和传统发起冲击时,某些幻想在维持传统等级的框架下构建自由宪制的自由主义者很快也走向激进,巴纳夫就经历了这样的转变。1789年7月,巴纳夫为民众暴力的著名辩护表现出对特权阶层的敌视:“那血就那么纯洁吗?”在其后的宪法辩论中,他坚决反对建立两院制议会,目的在于彻底摧毁贵族制。1791年春天,他也要求对流亡者予以严厉惩罚。

自由主义的民主化和激进化是1788年下半年和1789年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法国的公共舆论在1788年9月前后发生了非常重要的转变。前文提及,1788年下半年,高等法院与显贵会议在三级会议问题上做出了维护贵族特权的决定之后,一种反贵族、反特权的平等主义话语兴起。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时民主自由的概念逐渐取代贵族自由的概念,“民主和革命逐渐取代对自由的激情”。在1788年12月出版的小册子《给法国人民的报告》看到了该变化的明确表达。小册子指出贵族理解的自由是相对于君主获得独立并统治第三等级,而真正的自由是所有人的平等为基础的自由。托克维尔因此指出民主对自由的真实情感就是对平等的热爱。这一变化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而且体现为阶级斗争的民主革命将替代以阶级合作来推行改革 的 自 由 主 义 运 动,即 “真 正 的 革 命 精 神”。换言之,从1788年下半年,人们已经看到了大革命的趋势:人民民主压倒自由主义。

托克维尔并不否定这一时期的民主自由的追求者都热爱自由、反对专制,但是他指出,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使得专制成为可能:“所有奴役的种子埋在头脑里,对自由的热爱怀在心里”。托克维尔致力于诊断的正是这脑与心的分裂和“奴役的种子”,这个“种子”在于民主自由在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否定性的。它首先体现为对特权阶层特别是贵族的仇恨,因而必然导致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反过来又会强化这一仇恨。所以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自由概念蕴含了阶级斗争的激情和革命精神。西哀耶斯、佩蒂翁甚至温和派拉博·圣艾蒂安在他们的小册子中清晰地表达了这一革命精神。托克维尔认为,佩蒂翁的《关于祖国的拯救致法国人书》在1788年就已经给大革命定了调,并且预示了1792年“通过取得平等而获得自由,但是宁可一百次失去自由也不要继续处在不平等当中或者变得不平等!”民主自由的内涵首先意味着扫除特权和贵族制度来获得平等,为此,第三等级甚至可以与国王联合。拉博·圣艾蒂安和西哀耶斯认为贵族和教士对于民族而言可有可无,而没有第三等级民族则不复存在,他们提醒第三等级“你们就是民族”。推动拉博的“最大激情是对贵族的仇恨,而非对自由的热爱”。这一仇恨将导致王权的强化,譬如佩蒂翁就宣告:“受一个君主统治终究要比受一百个贵族统治好”。托克维尔指出,拉博认为特权比王权更令人害怕,并试图让国王认识到摧毁团体将有 助 于 强化中央权力 。虽然他们是为了实现民族的统一和普遍利益而反等级制并且接受与王权的联合,但在曾经深入思考过平等社会的专制可能的托克维尔眼里,这暴露了平等对自由的威胁和平等与专制的关联,并且他以此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激进趋向和专制结局。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为什么离共和制度越来越远?

西耶斯

在讨论被他称为在1789年最充分地体现了大革命精神的西哀耶斯所著的《第三等级是什么》时,托克维尔承认,西哀耶斯认为贵族阶层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的看法。不过,他不能同意后者以激进的方式迅速摧毁贵族等级的想法,在他看来,这背离了政治审慎。由于贵族制植根于古老的历史和传统,蕴含了很多值得尊敬的价值,因此,突然将其连根拔起必然会对社会和政治秩序造成巨大破坏,所以应该逐渐将其拆毁。声称一个等级可以构成一个民族,这意味着要把这个等级之外的人从民族中排除出去,而这当然意味着内战或革命,引发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颠覆。在托克维尔看来,西哀耶斯和佩蒂翁没有看到的是:反贵族的平等激情将导致阶级斗争和革命高于宪法和宪法维护的权利,结果使自由成为民主激情的牺牲品。在阶级斗争带来革命状态中,所谓民主自由很有可能演化为牺牲自由的民主。

托克维尔指出,他们尤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某些政治观点与反贵族激情的结合将把革命送上他们自己也没有预料和无法控制的激进道路。人民主权学说是民主自由追求者的基本政治理论。西哀耶斯认为,体现人民主权的就是多数通过议会形成的意志,它可以改变宪法。佩蒂翁强调人民拥有无限主权,可以改变权力和政府形式。1788年11月出版的沃尔内的小册子《论三级会议具有合法性所必需的条件》要求通过普选建立单一议会,废除对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这个议会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人民高于议会,人民不应该被议会限制,甚至可以废除议会。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大革命中的民众起义,如1792年8月10日推翻国王的起义、1793年5月31日到6月2日清洗国民公会的起义和1793年9月巴黎民众对国民公会的冲击都是这一人民主权理论的体现。在强调人民意志至高无上的同时,民主自由的追求者均表现出一种理性主义。他们要求根据自然法和社会契约来行动,轻视传统和历史。出于对统一性和单一性的热爱,佩蒂翁希望把法国划分为若干大小等同的省份,而革命者普遍要求建立一院制的议会,废除中间团体。

这样必然导致行政集权,而革命者大多都倾向于分权:“他们被自己的思想和体系的基础拖向行政集权。但是这是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出于意愿,他 们 比今天的任何人都更倾向地方分权”。提倡民主自由的革命者像1788年的巴纳夫那样没有认识到他们思想中的内在紧张,他们的行动也往往因此背离他们自己的意图。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理性主义将强化他们所批判的行政集权;他们希望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自由,却没有认识以阶级斗争实现民主的方式对自由构成了威胁。革命的民主性质和理性主义导致革命的发展跃出了革命者的期望。因此,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它具有某种不为人的意志所控制的巨大力量,反革命思想家迈斯特对此有深刻的洞察:“丝毫不是人领导革命,而是革命利用人”。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为什么离共和制度越来越远?

大革命中的国民议会

托克维尔对1787-1789年自由革命的三个面向的分析仍然延续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主题和关切。在该书中,托克维尔指出,贵族自由和旧制度的其他残余的自由形式一样是“混乱的、病态的”,足以促成专制的颠覆,却不利于法治的建立;1787年的地方行政改革在他看来几乎是行政革命,充分彰显了法国人政治能力的欠缺,并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对启蒙的抽象理性主义和文学政治精神的剖析帮助我们理解了民主自由的革命性。可以说,这三种自由在大革命中的失败验证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主题:旧制度长期的国家主义行政集权造成的社会断裂和社会矛盾消解了法国人进行政治合作的精神和能力。

暴力革命的展开

尽管政治能力的缺失使激进革命成为可能,但托克维尔并不认为革命的激进化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虽然1787年和1788年的政治危机和王权的削弱使得阶级冲突难以避免,但是“没有什么比当时采取的措施更能使冲突变得迅疾而致命”。正是国王和政府的政治错误导致了社会的迅速政治化,也就是说,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权利的精英和通常不过问政治的民众被迅速动员到政治当中,而前者为争夺政治权力展开激烈斗争,后者的行动则转化为暴力革命。1789年,政治化的首要后果是主权从国王向民族转移,而国王与国民代议机构、后者与民众为了掌握主权发生了斗争,暴力革命由此展开。托克维尔指出,国王的第一个严重错误是要求法国人就三级会议的形式展开讨论,也就意味着把宪政和政治问题交给公共舆论进行审查。本来,只有作为主权者的国王可以决定三级会议的组成和运行方式,但国王却首先要求民族来发表意见。这已经隐约意味着国王向民族转让了主权。

公共舆论的特点是随意性和情绪性,难以掌控,在政治危机时刻尤其容易被各种激情支配而走向激进。很快,舆论从对三级会议的讨论发展到对宪制和社会制度的讨论,就权力、法律、社会的基础和构成这些抽象的政治哲学问题展开辩论,进而要求制定新宪法、消除政府的专断、取消特权乃至废除等级制度。旧制度和国王权威的正当性在这场讨论中被侵蚀。结果“政府主动

要求人们进行讨论,到此时却无力控制论题了”。托克维尔指出,把宪政和政治问题诉诸公共舆论的后果是使得本来可以限制在三级会议内部的阶级斗争在全国范围内以一种公开和暴烈的方式展开。公共舆论把长期遭到政府和教会压抑的启蒙政治理念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话语,为阶级斗争提供了思想燃料,使之“找到了一个无限的领域,可以从普遍的思想中吸收营养,于是在短时间内就变得特别大胆,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暴力”,从批判贵族走向对贵族的否定,而第三等级从要求一个位置发展到寻求领导地位。然而,这场讨论并未就三级会议问题给国王提供什么明确的结论,他自己仍然要做出最后的决定。最后他给予第三等级双倍的代表数目,从而使其代表总数与两个特权等级总数相当,这一点显然有利于第三等级,但是却不对会议的表决方式这一核心问题给出明确规定,而这是一个危险的决定:“他(国王)犯的最大错误是,将按人头投票的问题作为最大问题恰当地提出来,并顺着有利于第三等级的方向讨论,并最终激起第三等级的希望和热情,然而他并没有对问题予以解决,这就是说,他采取了所有能想象到的方式中最坏的一种。假如国王一开始就坚决拒绝按人头投票,平民就很难再提出要求。假如国王一开始就下令采用按人头投票,享有特权者就很难对抗潮流。革命仍旧会发生,但是有可能更加温和、在更平和的精神状态中进行。然而,给人希望按人

头投票却并没有授权那么做,这是在激起第三等级奋起进攻,也给特权等级进行抗击的余地。换句话说,这让改革突然转化为激烈的革命。”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为什么离共和制度越来越远?

国王的错误不仅仅在舆论中激起了阶级斗争的激情,而且又让这一激情在全国性的议会中释放出来,使得全民族的代议制机构首先成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场所:“在燃起仇恨的激情后,又提前准备好了战场,而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战场,因为那关系的不是一次具体的胜利,而 是 在 所有问题上的最高权力”。

在托克维尔看来,在一院制的代议制机构里议事必然导致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展开直接、面对面的交锋,因为没有什么中间力量可以协调,而且由于王权软弱无能,事实上放弃了主权,因此也不存在什么更高的力量来对双方加以约束。结果,“这不是逐渐改变权力的天平,而是将它一下子推翻。这不是(让第三等级)分享贵族等级的过分的权力,而是一下子让强权易手。这是把事务的领导权转交给唯一的激情、唯一的利益、唯一的思想。这不是在进行一项改革,而是一次革命”。三级会议就表决方式问题产生的冲突最后导致第三等级单方面于1789年6月17日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改名为国民制宪议会),事实上完成了一场主权革命,而国王和特权等级被迫屈服。

通过阶级斗争所建立的国民议会非常脆弱,这首先是因为缺乏坚固的共识,其次是由于第三等级是在民众的暴力支持下才在这一斗争中取得真正的胜利。1789年的民众暴力对于大革命而言是决定性的,不仅仅是因为它在1789年保障了革命的胜利,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决定了大革命的暴力走向。托克维尔很重视攻占巴士底狱事件,这并非因为它通常被视为革命的开始和象征,而是 “从这一刻起,不仅大革命业已形成,它已经具有那些重要的特点:人民的介入,人民的暴力,巴黎掌握一切,残酷性,大革命不仅是民主性,而且是煽动性的。……(革命)不仅符合人民的利益,而 且 要 通 过 人 民 来 进 行”。它和随后的“十月事件”一样在1789年就预示着革命将由民众暴力主导。

前文指出,托克维尔在1788年的激进革命精神里已经看到了1792年,那么他很可能在1789年已经看到了1793年的恐怖。托克维尔留下了极少的关于恐怖的正面论述。他可能并不像很多历史学者那样认为在1789年和1792-1794年的激进化和恐怖时期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断裂,因为在他看来,1789年已经揭示了暴力对大革命的支配性。

所以,对托克维尔而言,理解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为什么完成革命的不

是国民议会这样的主权机制,而是民众暴力?或者说,为什么国民议会

不能掌握民众的政治化,控制民众的政治动员和暴力?他认为,这并非

因为民众力量过于强大,而主要是由于制宪议会的不成熟;制宪议会没

有能够确立稳固的政治自由和强大稳定的政府,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法国中文网公众号二维码

更多服务,搜索关注法国中文网公众号(法国中文网,ID:Frenchcn_com)